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416位真人故事

(相关资料图)

我叫何世豪，95后，来自山东菏泽，目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在读博士、临床医师、烟雾病研究者、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。

看到上面闪光的“头衔”，你是否以为我是个天生学霸？NO！ 谁能想到，我是一个妥妥的学渣，成绩排名倒数，高考400多分，起点是省内专科院校。

曾经的我，就像被女娲抛弃在泰山脚下的一颗顽石，冥顽不化。然而， 一件意外的事情“砸醒”了我，终于幡然醒悟，苦苦修炼10年，最终实现传奇般的学渣逆袭。

（北京天坛医院的胸牌让我感到自豪）

1995年2月，我出生在山东省菏泽一个医生之家。爸爸是传染病医院的医生，妈妈是乡村全科大夫。 我家住在医院附近，我是闻着爸爸妈妈身上的酒精味儿长大的。

我从小就是那种活泼好动、贪玩不爱学习的孩子，成绩常常倒数，爸妈为我学习的事儿没少动气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学。

一天，班主任老师叫来家长，说：“这孩子可惜了，脑子聪明得很，就是没用到正地方。只要上课不影响别人，想怎么就怎么吧”。于是，教室最后一排成了我的领地。

2013年我硬着头皮走进考场，最后考了400多分。医生家庭出身，让我没有多想就报了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。我带着懵懂，带着冥顽不化的心，稀里糊涂地跨进了大学校门。

（和爸爸妈妈在老家门前合影）
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医学知识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我，让我如醉如痴，而医学环境更是让我如鱼得水，畅快无比。

常言道“门里出身，自会三分”。 从小在父母身上学到的有形与无形的医学知识、医学素养、医学精神，都成为了我的营养储备，早已为我赋能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得到先天优势，很多地方都能无师自通。

在第一次考试中，全班102个学生， 我获得了第10名的好成绩。这种“咸鱼大翻身”开天辟地从未有过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

这次考试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激励，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厚，业余时间几乎都是抱着医学大部头看书做笔记。

然而，我这种浪子回头对同类意味着“背叛”。那些抱着“60分万岁”、考试等着划重点的同学时不时就会对我冷嘲热讽。

（山东医专毕业留影）

每当我抱着医学书啃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说“你有病吧？”“你装啥装？”这还不算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晚上熄灯后，宿舍还经常聚集着一堆人摸黑打游戏、看恐怖电影。

一天深夜，一堆男生又在宿舍看恐怖片，他们嫌我的台灯破坏了氛围，对我冷嘲热讽骂骂咧咧。我忍无可忍回怼了一句，积累已久的矛盾瞬间爆发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一下子冲过来砸碎了我的台灯，扔掉了我的书本，撕毁了我的笔记。

有人说，能点化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道理，而是现实的暴击。这一砸，让我这颗被抛弃的顽石终于被点化醒悟了。

环境的刺激成了一种反向助推力量，我内心有一个誓言：一定要升本！一定要考出去！

（泰安医学院本科毕业留影）

宿舍待不住了，我发现男厕所门口的走廊上有通宵照明灯。古有匡衡凿壁偷光，今有何大神厕所偷光。我一拍大腿，“此地甚好！”

每天晚上熄灯后，我搬着小马扎坐在男厕所门口，把脸盆扣在膝盖上当桌子，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4、5点钟。 日久天长，我有了个略带嘲讽意味绰号“何五点”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，自从第一学期期末取得优秀成绩之后，我的专业成绩就一直稳居全校前三名。除此之外，英语四级第一次就考了522分，超分数线将近100分。要知道当初高中我英语就没有听过课，语法是什么都不懂。

成绩就是底气，我把专升本的想法告诉父母，但可能因为“学渣”人设的钢印打得太深了，他们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。

（在手术室工作中）

父母越是不看好我，我越是想要证明自己，决心爬到医学的泰山顶峰给他们看看。

泰山医学院无疑是山东省的“东岳”，是省内最好的医学院，现在已经更名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。

2016年．专升本考生有7、8千人，全国一共收850人左右，泰山学院有100多人。也就是说，成绩要排全省前100名，才有可能升本进入泰山医学院。

专升本只有一次机会，没有二战的可能，这个难度让很多考生望而却步。 但我“何五点”不是浪得虚名，奋斗到披星戴月、最终成绩名列前茅成功上岸！

如愿以偿考上泰山医学院，让父母第一次对我有了新的认识，我也第一次心中有了底气。同时我也知道，这仅仅是登向泰山中天门，距离玉皇顶还要翻过最险峻的十八盘。

（泰山医学院的宿舍）

在泰山医学院临床实习中，我了解到，脑疾病不但占总医疗负担比重很高，而且发病机制很多还不清楚。我还看过一部名为《实习医生格蕾》的美剧，片中男主角也是神经外科医生。

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是我的梦想，于是我选择神经外科作为考研方向，并决定报考中国神经外科的“泰岳巅峰”——首都医科大学。

然而，很多大学尤其是双一流名校，都不接收第一学历为专科的临床医学学生报名，学历门槛让很多人“望岳兴叹”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首医大招生简章上没有专升本限制。

要知道它的神经外科是亚洲最大、中国第一的专业科室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两次打电话确认，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高兴的简直快要蹦起来了。

我把天坛神外的招生简章贴在宿舍桌子后面的墙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—— 泰岳在眼前，莫畏十八盘。

（从首都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留影）

人们常常用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身憔悴”来形容一个人的执著，在备战考研的一年时间里，我何止是衣带渐宽?

我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，白天学习专业课，晚上近乎通宵地钻研英语。由于长时间熬夜透支，导致肝功能异常，清晨干呕厌食，转氨酶超过200，而正常应该在10—40左右。即便这样，我也没想过停下来。

当我把自己要考首医天坛神经外科研究生的想法告诉爸妈时，他们都觉得我是个“疯狂的石头”。

爸爸说：“首医天坛太难了！神经外科风险太大了！腹腔科、骨科、普外科多好，风险小，越老越吃香。”

我知道爸爸之所以把腹腔科排在第一位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情结。

这个情结就是我奶奶，她是因为结肠癌去世的。作为儿子和医生，爸爸不能为亲人解除疾苦，内心有一种愧疚，于是他将这种遗憾和未竟的事业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。

（练习显微血管吻合操作）

我虽然可以理解爸爸，但我也很清楚，我有自己的热爱，我不能轻易放弃。

妈妈劝爸爸说：“是你考研还是儿子考研？‘牛不喝水强按头’怎么行？”爸爸最终被妈妈说服。

自从我表示将报考首医天坛之后，周围的质疑就从未停止过。 我知道自己孤独地在泰山十八盘上负重前行，前无先例，但我愿意为理想呕心沥血。

一个舍友看我整天那么用功，心疼地说：“你的英语底子是咱们专业最好的，除了首医天坛随便挑。可是你偏偏选了难度最大的。别报了，看你都脸色都不好了！”

2018年12月23日，在一片质疑声中我走进考场。当听到“请考生入场”这句话后，因为压力太大，我甚至应激反应吐了。

（硕士入学在医院门诊合影）

《岛上书店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每个人生命中，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，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。”
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考过了！但能不能进入面试还是未知数，我整天心事重重。正在心烦意乱的当口，首医研招办发来的通知，3月26日到北京参加线下面试。一瞬间，我心犹如泰山日出云开雾散。

虽然挺进了首医面试，但是面对全国仅仅录取20人的差额面试，我觉得基本没戏。要知道竞争对手出身名校的大有人在，我们在本科时参加的科研项目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

首医不缺医学生，缺的是医学科学家。

我提前一周到北京备考面试，爸爸亲自开车陪我。如果说在此之前是我一个人孤独前行的话，那么这次是爸爸陪我一起攀登十八盘，冲刺南天门。

（硕士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北京市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）

3月26日，当听到“请考生抽号候场”的广播后，我又一次应激反应吐了。

面试的综合性非常强，包括笔试、外科操作、英语口语、听力翻译、阅片能力、临场反应、个人目标及科研规划、团队协作能力等等。

在最为关键的导师提问环节，就在轮到我的前一刻，考场突然出现轻微的骚动，面试暂停。我的心悬了起来，不知道接来下会面临什么。几分钟后考官宣布，考生自我介绍由3分钟压缩到1分钟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

我知道自己的起点低，必须有特殊的亮点才能弥补不足、吸引考官，因此我把所有能想到的考题都提前做了双语准备，全程都选择用英语自我介绍、回答问题。

（与王嵘教授一起在门诊）

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正在低头打分的教授抬头看了看我。英语听力环节，我不仅中文翻译完毕还用英文进行总结。当教授问我有关脑膜瘤问题的时候时，我直接用英文“meningeoma”作答，教授再次看了看我。

面试结果当场揭晓，但过程却十分煎熬，每公布一个录取名额我的心都被敲击一次。“第11位，何世豪！恭喜你被王嵘教授录取！”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。

我走到印有首医天坛LOGO的饮水机前，拿起印有首医天坛LOGO的一次性杯子，痛饮首医天坛的水，我终于成为首医天坛的人了！

此时爸爸还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我。当他第一眼看到我时，默默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宽容地说：“没事，大不了再来一年。”

我大声告诉他：“我通过了！”爸爸突然明白过来，一下子用力搂住了我的肩膀。

（硕士答辩与王嵘教授和赵元立教授留影）

考研成功了，更大的压力也来了。拿到本科学位证后，我第一时间奔向天坛医院提前实习。 我非常清楚，是首医天坛“英雄不问出处”给了我难得的机会。导师对我的肯定，既是动力也是莫大的压力。

有一次过年我在忙着做研究，通宵后早晨 8 点休息，本来要睡到 10 点钟，由于太困了最后到 11 点才醒，起来后我直接哭了。研一的时候，还由于压力过大造成脱发斑秃。

在学术研究方面，我还是会担心导师对我的出身存在顾虑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，专升本出身也具有申报课题和在小组科研中做主导的能力。 我想向导师证明，他没有选错人。

（在延安山区义诊，错过了斯坦福面试时间）

为了缩小与同门师兄弟之间的差距，我提前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学习，并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，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积累了100多个病例数据，帮助导师完成了相关课题。

作为专业型医学硕士，只要临床规培轮转，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并且完成毕业论文就可以毕业，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并不只是顺利毕业这么简单。

在研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4篇SCI论文，影响因子约有12、3分，远远超过研究生毕业要求。同时还拿到了国家级奖学金，成为神经外科专业最优秀的研究生之一。

在学术道路上，恩师王嵘教授不仅给了我入门的机会，而且影响了我的科研走向。

（在斯坦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在一起）

一天，一位青年拿着北京工业大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，来到王嵘主任的门诊登道谢。

原来10年前，他在读小学时经常在大声读书（过度换气）或劳累后出现右侧的肌力下降，有时头晕伴有眼睛黑矇，直到出现一侧偏瘫、偏身感觉障碍以后，家人才重视起来。

当时他休学了1年，四处求医无果，最终找到了王嵘主任。根据他当时的临床表现，结合影像学检查，最终确诊为烟雾病。

烟雾病通俗说就是由于脑血管进行性狭窄或闭塞，代偿产生的新生血管在造影上就像烟雾一样，所以命名为烟雾病。

王嵘主任为患者实施了血运重建手术。术后他进行了积极的康复治疗，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，并且顺利考上大学。

（斯坦福Gary K. Steinberg教授团队合影）

这次门诊经历让我开始探索烟雾病的发病机制，寻找烟雾病更好的诊疗方案，现在这已经成了我和我们团队的责任和使命。

为了继续从事烟雾病研究，2021年，我继续留在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读博。

如果说来到首医神外已经到达泰山南天门，那么我还要攀登泰山玉皇顶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感觉自己遇到了瓶颈，想要去国外交流。于是申请了哈佛、霍普金斯、梅奥医院、斯坦福4所世界顶级名校。很快，前三所大学都发来了邀请函，但我想跟随斯坦福的Gary K. Steinberg教授研究烟雾病。

当时我正在延安山区义诊，错过了斯坦福大学的面试邀请，等我发现时已经超时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回邮件说明情况，没想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
我连夜飞回北京，在飞机上还在准备资料。凌晨一点多，我接受了斯坦福Gary K. Steinberg教授的面试并且顺利通过。

（斯坦福实验室工作中）

同一件事情，不同人永远有不同的理解，哪怕是亲爹。

对于出国深造，我爸强烈反对，说我已经发表了七八篇文章，拿了国家奖学金、北京市优秀毕业生，考上博士已经挺好了。再说国外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。

我对爸爸说：“我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，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，完成毕业的要求就行了；我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医生，我全心全意做好分内的事情，好好完成工作就行了。但是，如果我把自己当成医学科学家，真正能去深入研究疾病，为整个患者群体去做一些事情，像我的导师那样，仅仅考上博士就够了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你不想当普通学生，不想当普通医生，哪你想干啥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下一代神经外科的领袖！”

一路闯关至此，刷学历镀金、完成学业已经不是我的目标，我希望未来能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内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！

2022年8月，我飞赴斯坦福开始新的学习和工作生涯，每天两点一线地往返于实验室和宿舍，想通过同时开展两个科研项目，把为期两年的访学期压缩到一年。

（在斯坦福学业完成导师给披上绶带）

在斯坦福，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热心人的帮助，体验到不一样的文化开阔了眼界， 收获很大。打算今年8月份回国，明年6月完成博士论文毕业。

目前我有很多科研课题需要完成，还有6名首医的师弟和我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。今年回国取得博士学位后，我会继续深耕神经外科，研究烟雾病，期待着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巅峰时刻。

我要证明：路不容易走，我能走；别人做不到，我能做到，并且做得更好。

最后我要说的是， 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，不能用高考否定人的一生！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起点，而是那颗永不泯灭向上进取的心、终身学习的态度。

（抖音搜索“何五点”，关注本文主人公）

【口述：何世豪】

【编辑：心大陆】

（*本文章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，真实性由口述人负责。“真实人物采访”友情提醒：请自行辨别相关风险，不要盲目跟风做出冲动决定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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